前言
1968年，美国官员与张国焘进行了一次极为机密的谈话，双方讨论的内容直指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虽然这次会谈没有引起当时太多的关注，但24年后，谈话的内容被公开，其中一段预言尤为引人注目，张国焘准确预言了邓小平的崛起以及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这段谈话让人震惊，因为张国焘的视野和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分析，远远超出了当时的预期。张国焘究竟是如何看待邓小平的？他对未来中国的预言为何如此精准？这些问题，直到多年后才逐渐浮出水面。
张国焘的晚年
1948年11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战役的重大胜利，蒋介石等人开始部署各类人员撤台事宜。正在上海的张国焘举家逃亡台湾。蒋介石对他也并不上心，甚至都不想让他去台湾。
毛人凤做张国焘的工作：“你去台湾不如留在大陆，你留下来，我们在共产党内就有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作用大得多。”对于这样的结局，张国焘是始料未及的。
毛人凤和盘托出：“这是‘老头子’亲自作出的决定。”虽然张国焘知道，蒋介石已经不待见他了，但此时的他已经无处可去，只好厚着脸皮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来到了台湾。
来到台湾之后，张国焘一家先是住在一个招待所里，等待国民党的安排。但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几个月，没有任何人前来问询，无处栖身的他们只好带着一家人悄悄地离开了台湾，来到了香港。
1949年冬季，张国焘来香港化名为“凯音”。不久之后，创立了“民主战斗同盟”，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同时创刊了《中国之声》杂志，张国焘担任主笔，每天写评论、专稿，赚点生活费。走到人生尽头的张国焘对共产党无奈，对国民党又失望不已。
于是，在香港他和一些第三势力的人物走得很近。有一次，在和程思远喝茶时，张国焘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思远，过去我们搞政治都是扮演跑龙套的角色，没有意思，以后不再搞了。我们的孩子，应该使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不久之后，张国焘与杂志社内部发生了分歧，主动辞掉了社长的职务。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带动了国际黄金价格上涨，张国焘虽然对金融一窍不通，但还是决定赌上一把，于是他将全部的家产五千元美金作为押金，到香港金融市场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
可没想到，朝鲜战争很快结束，金价一落千丈，转眼之间，张国焘亏得血本无归。
一家子五口人，只靠着大儿子的薪水勉强维持生活。无奈之下，张国焘有了回归大陆的念头。
1953年春，张国焘经过出版界的陈先生，和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金饶如联系上，表示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地，心里也很振奋，现在在香港，感觉很是寂寞，想要回到北京，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
新华社香港分社将这份信上报，之后，张国焘还托人给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托人转交给黄作梅。信中说道：“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黄作梅立即派人将这封信送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转给中共中央，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回复：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以及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最后背叛党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示自己的决心。
但是，张国焘经过深思熟虑后，不肯接受这个条件。
可即便如此，张国焘还是希望大陆能帮助一下他。1955年，张国焘通过香港友人向人民政府提出，把他二儿子送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获得周恩来批准，五年之后儿子毕业之后，回到香港成为了一名医生。
1958年10月，张国焘托人向中央表示，愿意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希望能给予生活补助。对此，毛主席和刘少奇采取了同样的办法，明确指示，张国焘如果能和美国人割断关系，可以给予补助。
中共方面通过不同渠道劝谏张国焘不要和美国中情局的人联络，但他仍然没有接受这个条件。
当时的张国焘与美国堪萨斯大学东方语文系讲师罗伯特·博顿关系密切，当时博顿为了写《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张国焘自传》，长期跟随张国焘。
不过，张国焘还是拒绝了这个条件，放弃了回归大陆的最后机会。
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美国亚洲研究中心要求张国焘提供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有关历史情况，许诺采访后给丰厚的报酬。
张国焘绞尽脑汁后，将自己知道的全部告诉了他们，美国驻港总领事先后拜访张国焘约20多次。
在这之后，张国焘又失去了生活来了，美国堪萨斯大学请他撰写回忆录，在他撰稿期间每月提供2000港元作为研究费，条件就是写成后授予该书的英文版权。张国焘欣然答应，经过四年终于完成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
1965年，香港《明报周刊》开始连载张国焘的回忆录，取名为《我的回忆》。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后，张国焘决定迁居美国。
而在此期间，也经常会有一些美国官员前来和张国焘谈话。
张国焘预见：邓小平终将复出
在红军长征之前，张国焘的革命生涯可圈可点。但自从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之后，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野心膨胀，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以获得党政大权。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走向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从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展开批判，对此张国焘心里并不服气，拒不承认的他决定叛党。
1938年，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亡重庆，投入蒋介石怀抱。之后，来到了国民党的军统、设计委员会等处，但在这里他仍然不得志。
来到香港之后，美国政府看中了张国焘的价值，希望张国焘能提供中央领导人的重要价值。于是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找上了他，希望他能对红色中国的时局发表一些看法。
张国焘虽然远离政治，但仍然关注着大陆的情况。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员对其进行专访，希望他能谈谈当前的大陆。在这次会谈中，张国焘首先谈到了毛泽东。
早在五四时期，张国焘和毛泽东相识，在中共一大上，两人一同参加了会议。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的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和毛泽东发生了争执。两人是同志，又是对手，张国焘对毛泽东自然有着自己的认识。
不过，客观一点看，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对平等有一种渴望。而张国焘对四人帮那一伙，认为这些人缺乏实际的工作能力，那些年轻的革命继承人不能胜任工作反而成为负担。
当那些激进的人衰落后，中国将回归平静，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
对于毛主席选定的继承人，张国焘也大胆地表明了他的看法。
他认为林彪是一个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共事的人，林彪选为接班人，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毛泽东多年的下属，林彪对毛泽东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林彪确实缺乏政治上的天赋，而他一定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的利益。
对于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将如何发展，张国焘大胆预测。由于接班人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所以在林彪执政之后，他将不得不更加借重周恩来，二者将会很好地合作，因为林彪需要周恩来的支持和治国的专家知识。
在张国焘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在周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会出现并推动国家前进。同时，他还认为，毛泽东身边的那些激进派，如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
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而刘少奇、邓小平等等，都会复出，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张国焘也认为，眼下的中国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现在的外交事务并非重点。在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和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
张国焘的上述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让美国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在具体的政策上，比如张国焘对中国外交的判断，无疑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意。
张国焘之所以认为邓小平会复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判断，也是大家一致认为的。因为在他的身上，能看到身为一名领导人的魅力和政治能力。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为人所知的风采集中体现在他的道理、大胆识和大智慧上。实际上，邓小平成功处理具体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也是成就邓小平治国理政的大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抗战时期，大家都知道动员群众当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首先会进行充分的宣传鼓动，借以激发群众的热情。召集军人家属开会，或者举行军民联欢晚会。
这样不仅能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还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这样也一定程度拉近了人民军队和群众的距离，也改变了他们对军队的固有观念，也使得招兵变得更加顺利。
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也是成为邓小平做群众工作时格外重视的环节之一。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政治生活需要邓小更加的决策和考量，不可能再在一些具体事项的细节上花太多时间。但从一些事情中，他仍然没有改变他精雕细刻的特点。
比如他在提出修建职工住宅时要安装好水管、煤气管道，还要考虑职工的洗澡问题，借以提高职工生活的舒适度。
桂林的一个小化肥厂，把整个桂林山水弄脏了，对此邓小平很是痛心，提出要有人抓这件事。他对搞好黄山旅游也提出了不少非常具体的建议。
据一些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过的人回忆，邓小平善于在作出大的决定后大胆放手，不做干预，不多讲具体方法，让下属充分发挥智慧和才干。
按照中组部原部长陈野苹所说，邓小平：“既抓得紧，又放得开。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
邓小平在工作中是把举轻若重和举重若轻两种工作风格有机结合起来，关键是视情况运用。
邓小平作为一代政治伟人，把毕生心血和精力贡献给了党和人民，心系党和国家事业的他，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邓小平复出不仅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